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现代音乐”[1]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种发展因其本身动势能之大，有时甚至使其创作主体无暇顾及听者的评头论足，而在现代性审美观念的影响下，“我自岿然不动”。20多年里，“现代音乐”创作理念在中国音乐界无论是彰显还是“潜行”，抑或“含情回首”（调性音乐），但似乎都在践行着“发展是硬道理”的现代性理路，其给国人带来了诸多欣喜、给中国音乐界注入了巨大新鲜活力，同时，也引发了音乐界同仁一系列的思考和论争。从“新潮音乐”的论争、“国乐发展问题”的反思，到对“反思”本身的反思，“高峰论谈”迭起，民间座谈不断。2006年12月27日，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和研究生会学术部共同举办了一场“‘现代音乐’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从当天下午4时开始，直至傍晚6：30左右才结束，座谈会持续了2个半小时。

这次座谈会以四位“现代音乐”作曲家杨勇、金平、高平和贾国平，以及声学家韩宝强五位专家组成论坛阵容，以“何谓现代音乐”、“现代音乐的最新信息”、“现代音乐与听众关系”、“如何研究现代音乐”、“如何评价现代音乐”等为主旨，以“现代音乐违背了人类听觉规律？现代音乐是‘皇帝的新衣’？现代音乐是音乐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现代音乐是否是新生代作曲家创造力的展现？现代音乐如何在走出负载社会历史责任这个功能域之后重新定位自身？”（此内容来自《海报》，系音乐学博士生柯扬撰文）为大致范围，展开讨论。一直关注“现代音乐”的周海宏副院长原本要参加论坛，最后虽然因为有重要会议没能来，但是他把自己近几年来撰写的有关“现代音乐”的学术论文提供给了这次论坛。座谈会由音乐学系博士生程兴旺主持。其他到会的还有本院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学生，他们中有作曲专业的、音乐学专业的等。总之，座谈会从形式到内容都“满满堂堂”。因此，这次座谈会从规模、人员和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它应该是中国反思“现代音乐”学术之链上一个值得注意的亮点。

知性归属：什么是“现代音乐”。这是大家首先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虽然讨论不很多，但是大家的意见可谓泾渭分明。第一，有明确不赞成“现代音乐”作为概念的。作曲家金平认为，他不太认可这个概念，现代人写的音乐都叫“现代音乐”。不过，他也认为从写作技术、风格，到创作心理感受等角度来看，“现代音乐”是有特定时空的；作曲家高平认为，“现代音乐”概念不成立，现代人创作的音乐都是“现代音乐”，只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手法，而所有的音乐都曾经“现代”过；作曲系的白昱同学认为“现代音乐”改为“先锋音乐”更妥；作曲系研究生方晋明确不认同“现代音乐”概念，并认为只要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和技术，用自身的语言创作出来的音乐，都是“现代音乐”。第二，有认同“现代音乐”这个概念的。声学专家韩宝强认为现代音乐应该是不太流俗的音乐，他还以酒文化为例对“现代音乐”进行了阐释，并认为“现代音乐”应该有不同的风格，中国的“现代音乐”是有自己的风格的；音乐学系的孙琦同学认同这个概念，并认为“现代音乐”作为概念，之所以能讨论和要讨论，就在于它说不清，能说清就用不着座谈了；作曲系杨玲同学认为“现代音乐”作为概念有文化的含义，也涉及到听觉的因素，至于“和协”与否难以固定不变。总体来看，对“现代音乐”概念的讨论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现代音乐”中的“现代”这个时间性，并以此来标明自己的观点；二是重视“现代音乐”中的创新，并以此为标示自己的认知；三是关注“现代音乐”本身的复杂性，并以此来说明自己的意见。本文认为“现代音乐”既有“现代”这个时间属性，也有“现代”所包含的社会文化以及审美属性，还有“现代”所包含的当下的心性体验，它其实是现代性在音乐中的一个缩影，因此，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中强调任何一面而否定其它似乎都应该有自恰的逻辑前提，否则容易导致“现代音乐”概念认识的虚妄。

方法求源：如何创作“现代音乐”。关于“现代音乐”创作问题也是讨论中多次提及的问题。金平认为从“现代音乐”创作发展来看，现代派旗帜性的作品都产生西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现在实际上似乎已经很少有原来那种意义的“现代音乐”，当下的作曲家比以前更自由，但是没有出现什么很有影响的作品，这可能涉及到作曲家的追求问题，即应该站在什么角度来创作的问题。当有同学问及创作过程时，他引用文学家汪曾祺成长的经历，指出创作一般有三个阶段，始于模仿，进而“自我”，再追求“超我”。当作曲系研究生周娟问到如何在创作中把握“现代音乐”风格问题时，金平认为我们国内学生的作曲基础非常好，但是在中国总是重视技术学习，没有重视风格的学习，所以风格把握不够好，而这恰恰对音乐创作很有影响。作曲家杨勇认为音乐创作的创新是很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当下技术资源和艺术观念似乎进入一个“高原境地”的时候，更直接影响着“现代音乐”的创作，不过，追求自己的创新，从长远的发展眼光来看，是大有益处的。白昱同学认为作曲“四大件”是我们的基础，但是它们过于西化，以至造成我们对本民族文化关注不足，使我们形成自卑心理，这对创作中国“现代音乐”是不利的。作曲家贾国平认为不关注自己的文化，也不关注他者文化，这是当下音乐学院的缺失，并认为要多接触和深入“现代音乐”作品，熟悉多种“现代音乐”风格和流派，不关注作品，这是一种“失败”。高平认为音乐创作最重要的问题是音乐的品质问题，而至于运用什么技术其实可以自由。韩宝强认为，技术与作曲关系密切，创作中几乎每一个音都涉及到技术问题。作曲系博士生李如春认为创作应该写自己想写、愿写的东西，创作就在于创作本身，不应该受外在因素的干扰，当然对他者文化要尊重。方晋同学认为音乐创作应该注重技术与情感的“平衡”，不应该过分追求技术，而要注重“情”，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度”。总体来看，“现代音乐”创作问题的讨论涉及到了创作主体、作品品质、形式（技术）、内容（情感）、观念、创新等多层面的问题，同时指出了现代音乐创作现状，应该说，讨论基本反映了当前现代音乐创作所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价值考问：怎样评价“现代音乐”。关于如何研究评价“现代音乐”的问题也是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对此，大家意见大体趋同，不过也有个别绝然相反的观点，总体上可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认为评价“现代音乐”应该以一种宽容的学术心态进行。杨勇对此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一是评价要注意作曲家历时的环境，他说贝多芬的音乐好成就大，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与当时的创作环境密切相关，而其时的作品无论好与不好都为当时的音乐创作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评价既要关注大师也在要注意同时的作曲家；二是评价不要都是非褒即贬的二分法模式，其实“现代音乐”没有如此简单；三是他认为评价“现代音乐”的话语应该多用关爱式的，目前在网上存在对自己不满意的“不好”作品随意措词严厉批评之现象，这是不应该的。金平认为，一是我们对“现代音乐”的评价容易走极端，比如我们对约翰?凯奇的评价就有“妖魔化”现象，其实凯奇在美国是一位非常受尊重的音乐家，他开拓了音乐界的新视野，他告诉人们如何去听中国音乐、印度音乐等许多不同民族地区的音乐，所以评论不应该武断；二是认为“现代音乐”有许多作品有着深层的含义，评价应该慎重，如简约派的许多音乐就涉及很深层的精神因素，譬如蕴含其中的那种把听众审美“期待”感最大限度地拖延的意味，就不是可以因为其“多重复、少变化”而可以轻易否定的。第二，认为评价“现代音乐”还是要面对作品本身。韩宝强认为评论“现代音乐”要面向创作本身；贾国平认为评价“现代音乐”首先应该深入其中，“现代音乐”作为一种复杂的音乐文化现象，对它的评价，不深入其中了解作品和了解作曲家的意图，随感式的评价是不好的，无论褒贬都不利于“现代音乐”创作。第三，认为评价可以有鲜明的反判式的观点。作曲系有一位同学在金平老师讲完“妖魔化”评价时，她明确赞成“妖魔化”式评论的存在，她说这更容易引起我们的反思，以便我们形成“抗体”，因为我们创作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而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笔者认为，对“现代音乐”的评价，如果是在私人话语空间进行，可以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是在公共话语空间（无论是学术的，还是民间的）表态，那就应该以关爱和宽容的心态，本着为“现代音乐”发展的目的，进行评价，这是“现代音乐”发展所需要的音乐环境。至于“妖魔化”的观点是否可以存在，就现实生活而言，或许根本无法对其进行要求，特别是在发达的“网络社会”中。但是，从我们本着为“现代音乐”发展、归根到底为“人”更好生活的这样的美好愿望来看，此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它影响着正常的评价话语，影响现代音乐创作，而把其作为启迪我们的智慧的“诱因”，作为泽育我们“好”和“善”的反面标本，表面看来有些道理，但实际上低估了它的负面作用。音乐批评，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规律和自身的品格，更有着自身追求的目标，而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话语行为。

关系定位：关于“现代音乐”与听众关系的问题。金平认为音乐创作应该要注意听众，毕竟作品是要进行交流的，因此作曲家应该平衡好这种关系，虽然它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应该探索。方晋认为应该注重音乐与听众的关系，并且应该以情吸引人，音乐是表达情感的“工具”。孙琦同学认为“现代音乐”与听众的关系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听众应分层，作品也要分类，作品的品质（是否美）这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因为音乐是心灵的艺术，影响因素很多。音乐学博士生白君汉向声学家韩宝强提出了“既然听赏现代音乐是一个经验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能积累更多的经验呢？”对此，韩宝强认为从声学角度我们要明确几个认识，一是人对声音的感认确实有来自生理方面的限制，人能够听辨的最小音分是有极限的，而比极限值还小的音高控制在音乐上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二是也有心理获得的可能性，音乐的音色受后天以及受心理的影响特别大。金平认同韩先生的第二个观点，认为音高有文化的因素，尤其是音程，如前南斯拉夫、爪哇等不同地区和民族音乐的音高差别很大，他们都非常重视有着美学意义的微小变化的音高，不过，他对韩先生的第一个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如果孤立的看耳朵不能辨别的单音，它是不具有意义的，但是若从音与音之间的关系来看，那么这样的“单音”就有意义了。韩先生补充说，他指的是在音阶中这样的“音”没意义，而在音乐中，作为中介，这样的“音”当然有价值。贾国平认为，韩先生是从科学角度来说的，金先生是从音乐角度来看的，科学告诉我们极限，而听众的接受可以经验积累。杨玲同学认为听觉是需要经验积累的，和协与不和协是相对的。总体来看，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到了声学、音乐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并指出“现代音乐”创作应该注意听众的同时，要注意作品和听众的差异性，同时也指出“现代音乐”的听感是可以培养的。归根到底，他们谈了影响音乐听感的生理与文化两方面的因素。

综上所述，这次“现代音乐”座谈会就“现代音乐”的概念、创作、评论以及“现代音乐”与听众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尽管专家和同学的发言大都是漫谈式的，但也许正因为是漫谈，没有了既定的文本囿限，五位专家可从他们丰富的经验和厚实的学养出发，对所谈问题既正面出击，也旁敲侧击，多角度多侧面灵活阐明自己的观点。如金先生的不要“妖魔化”评论、贾先生老师的“不关注作品，是一种失败”、高平的“音乐创作的关键在于作品的品质”、杨先生的“现代音乐”创作进入了“高原境地”、韩先生的“现代音乐要注意音高的极限值”等都是智识和心性的表达。也正因为是漫谈，同学们多可表达自己的看法，无论是感性的、知性的，还是理性的，畅所欲言，充分表现出他们对“现代音乐”的关注。应该说，这是一次内容广泛、气氛活跃的“现代音乐”对话，是一场互构“现代音乐”知识并推及到对“人”的关怀的坦诚交流。当然，“现代音乐”是一个复杂问题，西方百年来的“现代音乐”，从多调性、泛调性到无调性，从十二音技术、序列主义到整体序列主义，以及简约主义音乐、偶然音乐、无机拼贴等等，其中汇聚了无数的成功和失败，充满了智慧的冒险和对灵魂的扣问。因此，虽然本次“现代音乐”座谈似乎没有留给我们一些问题的答解，但是却有助于激发我们对“现代音乐”的相关问题进行继续深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