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7年6月30日，19∶30。

地点：图书馆一层乐谱库

人物：作曲家：陈怡、周龙、黄安伦、贾国平、李露、黄秘书长、某双簧管演奏员、某老年钢琴联谊会会员、某本院钢琴老师、众多同学。

主持人：柯扬

贾国平：

到会的嘉宾有，作曲家黄安伦，交响乐基金会的黄秘书长，著名的指挥大师李德伦的千金，美国密苏立大学的周龙教授、陈怡教授，本院的杨勇教授……这是我们第二次关于现代音乐的讨论，同样的桌子椅子，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柯扬：

上次讲座大家反应挺好，本次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音乐，什么样的音乐是好的音乐，作曲家的个性与人类的共性。请各位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谈谈想法，同学们也可以随时提出问题。

贾国平：

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

柯扬：

是我们几个同学商量的，也征求了贾老师的意见。

贾国平：

问题好像没有和我商量（大家笑），这是他们自己提出的，有一句德国谚语：“没有愚蠢的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我想任何学生都可以公开提问。

陈怡：

我参加了帕拉天奴比赛，我发现大陆的创作近十年有普遍的提高，从观念的开放，到技术，到文化底蕴的广泛性，还有谱面制作，都是今非昔比。而且演奏程度这么高，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气候。32部作品被一气呵成的演奏，国际比赛也不会有这么大数量的作品被放在一个音乐会上同时演奏，我以为这是一种气候和环境，对新音乐的创作形成了一种推动。我从头到尾参加了选拔。刚才问到现代音乐的发展，我以为现在多种风格并存，很难说在一次比赛中，哪一种风格能占上风，现在已经不是一色不变或偏向某一种风格，很难说哪一种风格是普遍流行，也很难说哪一种风格成为过去。不过每个人自己的创作个性应该是第一位的，个人最自然的语言最重要。如果个人风格能是经过一定的文化积淀而外化出来的成果，可能会为不同民族所共享。我是以这样的想法创作的，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怎么做，只是用自己的语言去做，在许多作曲家的想法上或许有同感。至于多种流派，我们可以讨论也可以介绍外面的情况，我也不能界定哪一种流派就是最流行的，或者应该成为主导，或者说是未来的走向，我想现在说不定，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因为客观世界的发展不是以某个人或某个流派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我想大多数艺术家都不会跟着潮流来创作，大多数还是凭着良心对社会进行反应，创作也是个人思想的外化。如果你要我谈论各种比赛的取向，我可以作详细的介绍。我更熟悉美国的各种比赛和某些欧洲的比赛，对其他地方的作曲比赛并不熟悉。我想先说到这。

柯扬：

陈老师主要说了两点，第一点是，我们现代音乐的发展势头很好，从帕拉天奴比赛看出的。第二点是，现在是一个多元社会，没有哪一种风格是唯一的，一位作曲家应该真诚地对社会做出反应，而不要刻意地去追求什么东西。其他老师有什么看法。

陈怡：

在波士顿同台演出了我和杨勇的作品，三四年前，马友友也来了，在观众里。他们的演奏家有的是哈佛大学的数学教授，钢琴水平绝对棒。他们很注重我们民族性的表现。杨勇的《二胡和乐队》，我的管弦乐和独奏作品，谭盾的《琵琶与乐队》。杨勇的管弦乐写得很精彩，很多各层次与独奏形成对比，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东方红？

杨勇：

记性不错嘛，我都忘了。（大家笑）陈怡的话让我想起，曾经见过一些业余的表演，专业水平很高。好像在各个城市里都流行着一种gay men chorus（同性恋男声合唱团），绝对专业水平，他们唱海顿莫扎特很好，唱现代音乐也很好。这些业余的音乐家，不管他们的性爱好怎样，但他们的演奏质量很高。或者是十二音的，或是很庞大的，他们都是凭自己的感觉去做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我觉得我们需要现代音乐，就好像我们喜欢春天和夏天一样，不管需不需要，它们就在那里，热就要热，挨冻就要挨冻，难受也必须忍受，世界就是这样，噪音太大，就把耳朵堵一样。这个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风格。有一位作曲家叫舒勒，他说，一位作曲家想让人恨自己都不容易，因为，要人恨你，必须先让人知道啊，可是人们还是不知道他，我们都是小世界中的成员，我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果这种表达方式成功，就是个人风格，反之，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总是和学生说，寻求个人风格非常重要。可是，我总听见年轻学生问，老师，我有没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坚持下去肯定会有的。我觉得陈怡说的很好。作曲家都在凭良心做事，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同的风格流派同时存在，每一位艺术家成名与否，都对时代有影响。贝多芬之所以那么有名，可能在他那个时代许多作曲家都在努力，如果没有那些艺术家，可能也没有贝多芬。凭良心最重要，这是艺术家最需要的。

周龙：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你这个现代音乐的概念怎么界定？作为一位作曲家，肯定是些现代音乐的。在美国，人们会问你，你是什么类型的作曲家？我说写现代音乐的，人们会说，哦，是摇滚的作曲家。那到底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我们为什么需要现代音乐，我觉得现代音乐是半个世纪以来产生的形式。古典音乐是否包括电影音乐？我觉得现代音乐是一种精神食粮。有需求，有顾客，就有人做。当然，你要升华一点，说是艺术家，要给出一种商品。我不是美学家，音乐学家，很难说。但必须去定义。至于需要什么样的现代音乐？就更难说了。音乐中当然有好的音乐，也有劣质的音乐。至于什么样的音乐是好的？作曲家一般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好的。关于作曲家的个性和人类的共性也是很难定义的问题。有时候，作曲家的个性和人群是不吻合的。有些大师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被大众欢迎的。

柯扬：

比如一位作曲家在遵循自己的风格，这里肯定有他的个性，但为什么一些作品能流传下来，或超越历史文化，这里是不是有人类共性存在。如果没有共性，作品如何可以流传下来。比如，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些比较深层的东西。它们不是表皮，不是风格。会不会在个人的风格追求和人类的深层共性之间有一个结合点，这可能是一个作曲家要求追寻的东西。

周龙：

这个倒是有。我觉得打动人必须首先打动自己，因为作曲家一般都不傻。一般的作曲家都会审视自己，在专业上的确有很多共性，但不是单纯的动听。

杨勇：

也可能现在的社会结构与以前不一样了。不是贵族给钱委约。现在已经没有贵族了，而是有钱的企业家。他们的眼光是全球经济垄断，作曲家生存的条件就不是贵族、宫廷。作曲家在学校生存，他们的钱来自教学。以研究为主，这或许也是现代音乐比较抽象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社会中也有一些成名作曲家，但非常少。

陈怡：

美国在近二十年正在改变这种现象。很多作曲家不当教授，博士到纽约作曲。无数的比赛为作曲家、演奏家提供机会，为各种风格打开大门。与七十年代不同。我们在学校工作，但我们鼓励学生不要遵循一种风格，要开放，要发觉自己的个性，掌握各种流派的技术。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在美国已经打破了最权威作曲比赛的单一性。以前有的比赛锁定某种风格，至少这十年来都不是。中国应该也会这样。虽然我们国家很少有基金会赞助，而且我们的国家民间机构的鼓励不够。我们的钱不是多了，而是不够，因为我们的人比美国多。还有那些不是给著名人士参赛的比赛应该越来越多。欧洲则往回走了一点，因为政府缩减腰包，不给太多赞助，这是根据社会历史需要决定的。因为他们可能翻烂得太多了，群众也确实不需要这么多，有这种可能性。但中国确实应该更广泛地展开这种可能性。

黄安伦：

我也出去很久了，离开学校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是在一个自我批判自我批评的过程走过来的。我也是从中华文化的地方到了一个彻底现代派、先锋派的环境里。一切的价值观都要划上一个问号，所以着着实实迷惑了一阵。但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把我自己给提醒了。什么事呢？那时还是在多伦多大学音乐系，我有一个从英国来的同学也是学作曲的。我问他：“世界上这么多可以赚钱的职业和学科，你比如学法律，学医，哪怕会计，也比作曲赚的钱多。你干吗把整个生命搭在学作曲上呢？”他说：“我每天和美好的艺术、美好的音乐打交道，在美里探索。这哪里是能用钱来换的？我为我们音乐学院每一个学生骄傲。”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打醒了，咱们为什么要学音乐，我和我的朋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究竟音乐有怎样的魔力一下把你的心夺去，把这一辈子搭给它？可能是特别有个性，或者是民族特性把你打动了。我当时在广州，我妈拿照片，告诉我，这是你爸爸，有一天，这个人回来了，胡子很长，还扎我。他带来了许多音乐，你知道，三岁小孩听音乐是没有偏见的。当时，他从美国带来了黑胶唱片和唱机，他放了一个作品，巴哈的布兰登堡协奏曲，我当时不知道，但是，当时就把我的心夺去了，直到今天一听，我还特别感动。音乐有一种神秘性，不就是一个大三和弦嘛？怎么就把你的心夺取了。以至于我在三化的时候，不好好练琴，凌远老师十分生气。我觉得中国人的音乐也可以那么棒，所以我要寻找它，我们中国人的音乐，就两个音，就把一个德国小孩的心夺取了，我就要寻找这个。你刚才提出一个问题对我挺刺激的，搞作曲的是自然流露还是刻意营造，这个问题很刺激我。你要真正建构起一个作品，就不得不刻意营造。自从我父亲给我放了巴哈，从此我就可以地学习，有了一个志向，就是把中国音乐推到这个高度。但这里经历了许多曲折，我出去后，看到的东西太多了。我想到两个命题，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觉得我以前想的太简单了，但我现在非常清楚我想做什么。我以前想，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老师们经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我质疑这种提法，我想加一个字，“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吗？”，确实，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确实是人类文化的瑰宝，但是这并不是夺去人心的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咱们中国音乐真要达到巴哈、贝多芬这么伟大的程度的话，你就要追求比中华文化的特性更高的东西。由此我想到第二个命题，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很有良心、很善良地中国人。但我发现艺术家的任务不是表现自己。有人说美就在你心里，你要去发掘它，由此就有自己的风格，但是中国有那么多人，全球有75多亿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美，那么就有75多亿种美的标准，就没有了美的标准。有没有一个客观的美的标准呢？这恰恰是我所思考的。我想，美是需要去追求的 。在宇宙间有一个客观的美的标准，你要去追求。我忽然间明白一点，我要老老实实的把自己谦卑下来，就好像一个杯子，如果里面装满了石头和沙子，那么水就无法倒进去。我应该把我内心的沙子全都倒空，这样才能倒进去水。我出去这20多年看到的都是自我表达、自我表现。就好像一个豪华的奔驰车里装的全都是牛粪，这就是手段和内涵极不协调的结合。那还不如就推个独轮车，上头坐一个胖娃娃，那该多可爱啊！所以说可以学习和掌握民族的风格，但是我们应该跳开这个，重回巴哈、贝多芬他们对真理的追求。这几年回来感触也特别大，我感觉到中国正在崛起，西方文化正在衰弱。毕加索的一幅画，卖到上亿，毕加索说，我只是开了个玩笑，人们就卖得这么高。所以我觉得，到底是毕加索是疯子，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疯了？今天传统的价值观、音乐的价值观全都倒了个。特别是搞作曲的，你要写三和弦，谈民族性，人家会说你太落伍了。今年底，纽约交响乐团的总监，他说，古典音乐界中，各乐团都在为生存努力，吸引观众。可是，很多人把传统的价值扭曲了，马泽尔说，再过二十年，只用中国人会演奏贝多芬了。我们现在总是把传统打个稀烂。我想，我还是回到贝多芬的肩膀上。所以，我们要在豪华的大轿车上装上什么，呈现给听众，这才是最重要的。

柯扬：

谢谢黄老师，我觉得黄老师的发言，有一种很深的情感和追求，有点像一个基督教徒的感情，你所追求的真理，就好像基督教徒的上帝，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上帝存在，但是，如果你真诚地追求她，她就存在于你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