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露：

父亲见证了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在父亲那个时代，中国十几亿人口，大部分离音乐是有一定距离的，那时能走进音乐厅来听音乐的人是非常少的。父亲认为音乐是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一个载体。为了使更多人能够欣赏到音乐，他一生都在从事普及交响乐的工作。中国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最需要的是启蒙。什么是现代音乐？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所创作出来的音乐就是现代音乐。没有什么范畴，并不是说无调性的是现代音乐，有调性的就不是现代音乐。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什么，如果我是作曲家，应该有一个使命感，就是怎么样能写出能让更多的人走进音乐厅的音乐，提高更多中国人的素质。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中国作曲家的使命。当然首先要追求美，而美的标准是有共性的，当然根据时代不同美的标准也不同。古时认为樱桃小嘴、柳叶弯眉是美的，后来又变成大嘴是美的，时代不同，审美观有所不同。但美的标准终究是有一个共性的。我总觉得，现在的作曲家怎么样通过你的作品把更多的人带到音乐厅里来，从不懂到喜爱到热爱。这并不是为了有更多的票房、增加收入，而是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好的教育。这个教育不是光在学校里的教育，而是指社会的教育。许多年轻人，听起流行音乐如数家珍，但他们离古典音乐太远，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黄安伦：

我听说了一句话，与大家分享一下，李德伦音乐基金会在多伦多的一场音乐会很成功，曲目特别逗，门德尔松写过八首弦乐交响乐，这个作品太棒了。主持人说，这是门德尔松十二岁写的，请十二岁的观众举手。你们现在在作什么？答游戏机？好的音乐二百年后能感动人。

周龙：

古典音乐就像吃东西，一个小孩如果一开始就不喝牛奶，以后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巴哈、门德尔松，对于西方一百年前的听众，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艺术形式，很享受。但是这些作品给东方的小孩放，他们也未必能听进去。给年轻人也不一定能请进去。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听昆曲、京剧一样。它就是有一个文化层次的差别。所以为什么我们到边远的地区做教育工作，美国也是如此。我们就发现小学的孩子我们给他们演奏很现代的室内乐，用很新的手法。他们听得很高兴，因为对他们来讲，听贝多芬和听现代音乐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给高中生听现代音乐的时候，他们就很不耐烦了，宁可在下面做别的事情。他们耳朵已经充满了耳机那些流行的东西，再去改变它就很难了。文化或者音乐是教育的问题。那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最美的呢？这个很难说。

李露：

我是从小学音乐的。确实人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是有变化的，一开始听老柴第一特别好听，听拉赫玛尼诺夫第二比老柴的更丰富。一开始一、四、五、一的和弦很舒服，后来没有和弦外音就觉得不够刺激，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当然，我们是学音乐的，确实有一部分群体是需求一些更新的东西，但是什么是雪中送炭，什么是锦上添花？在中国我觉得还是从一、四、五、一开始。

黄秘书：

陈怡老师刚才非常巧妙地用了一个词叫“新音乐”，更多的谈的都是现代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到这个时代古典音乐要向前发展，要有一些新的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命题。我认为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形式，最主要的是要表达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主要是做一些音乐普及方面的事情。现在确实像有些人的说的，将来只有中国人听古典音乐，西方人不听了。让古典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还是传达一种内容，一种好的向上的东西。我和一些朋友都感觉，现代音乐确实很吸引，甚至为之一振，但是不能持续。我觉得好的音乐应该能感动人，让人停下来。黄安伦先生有一个小曲“对花”，朗朗在最新专辑里收录了此曲。这个曲子至今流传了四十年，之所以能流传下来，说明它代表了一些共性的东西。它能流传下来，不是因为它的形式，而是它的内容，是它用音乐语言叙述的情感，是它的故事。所以我认为如果用现代音乐用现代的手法来表达现代人的理念和感受，我是赞成的。但是如果用现代音乐作为一种形式，标新立异，可能就会把很多人拒之门外，就会没人进音乐厅。无论是作曲家、指挥家还是学音乐的同学，我认为应该更多研究用什么样的手法去把自己的音乐内容表达出来，如果用新的手法表达准确就用新的手法，不一定要刻意追求形式。

贾国平：

交响乐普及工作需要有人做，但不应每个作曲家都要去做，作曲家应该做更有使命感的事。这是我们的教育问题、体制问题。比如说有人说现在音乐会没人听了，但恰恰相反，在音乐学院现代音乐观众是最多的，古典音乐观众反而不多。音乐厅的票房非常低，演古典音乐一样低。这不是我们作曲家、音乐家造成的，是社会的好多体制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能讨论清楚的。作曲家还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什么是自己该做的事情呢？自己去体会。我们不是文化大革命，统一行为。刚才还提到形式与内容的问题，我认为一个特定的内容的表达必须要特定的形式。它是一体的，我不认为它是两个东西。这个在七八十年代讨论的时候，一直是内容是内容，形式是形式。在历史上争论很大，也许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出现十二音以后，传统的三部再现的曲式啊奏鸣曲式基本就过去了，它需要新的形势来表达语言，而这种语言本身就是内容。它的形式和内容是一体的。另外，刚才黄老师提到要回到贝多芬，我想问一下怎样回到贝多芬，什么回到贝多芬。

黄安伦：

贝多芬透过他的音乐所表达的真理是超越时代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用我们每个人的创作去继续表达这份真理。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论调。不光是中国，世界也是这样的，认为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真理也是多元化的。你的是对的，我的也是对的，我们应该包容。但我觉得既然是真理，就只能是一个。这可能武断点，但是没办法，“此一时彼一时”这不是真理，贝多芬透过他的第九交响乐宣扬出来的东西已经被证明是跨越时代的，所以我们要来继续要来追求这个东西。否则我们就达不到高度。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执着。

陈怡：

说到普及教育的问题，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我们在大学评定硕士博士的奖学金的一项内容，就是到当地的中学开展普及工作。每周一次派同学过去，介绍从古典到现代各个流派各个风格的音乐，这是很普遍的普及教育的方法，从来没有断过。我在做妇女交响乐团和男声合唱团驻团作曲家的时候，也是把这些职业的音乐家带到中小学，甚至在全国最权威的电视节目上表演，这些工作我认为全世界都在做，这种精神和行动都很可贵，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过，比如我每个月到别的城市参加音乐节，同时这个交响乐团一定会安排我到当地的大学讲座，就是跟当地的作曲家见面啊，跟同学座谈啊，上大师班啊，演讲啊等等，我认为这些都属于教育普及工作。还有所有的音乐会之前，都会有之前的座谈会，全部的观众都可以提问题，拿到音乐会票的观众来听这种讲座是不要钱的。同时我们美国作曲家基金会是发放这种奖金给作曲家，要求作曲家对观众的问题一一解答。拉近了作曲家和观众的距离。其实作曲家和观众的关系是通过沟通来建立的，普及工作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也是组织者的职责，对社会进步有进步。

李露：

这一点美国做的很好，俄罗斯也是。我记得1993年我去俄罗斯的时候，那时俄罗斯的经济很差，一美元只能换500卢布，每个家庭的生活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音乐厅每天还是座无虚席。甚至在寒冷的冬天，大家到了音乐厅立刻到卫生间脱掉大衣，换上华丽的礼服，去津津有味地欣赏音乐。因此这个国家出了很多大师，我想这大概就是俄罗斯的传统吧。

陈怡：

我认为事在人为，就像李德伦先生做的工作，一定要作普及工作，而且要很多人一起做。像我们就是自己去找赞助，我们去找当地最大的基金会跟我们的大学合作，给我们的同学提供奖学金。而且接受我们这个音乐普及活动的中小学也会出于感谢，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所以事情关键在于怎么去做。

李露：

像国内现在的情况就是，有的小孩学音乐不是为了学音乐，而是为了高考加分，因此就只是热衷于考级，而且还跳级。一年到头只练考级的曲子，再听其他音乐会就没什么时间了。

陈怡：

那弹琴也比做贼好啊！（大家笑）说到我们那些同学去介绍音乐，那些小孩根本就区分不出什么是古典音乐什么是现代音乐，从贝多芬、巴哈一直到梅西安什么都听。小孩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听过。因此我们的同学给他们听什么他们就喜欢听什么。你也可以说不喜欢，或举手发言。所以我认为事在人为。

周龙：

刚才贾老师说到，其实现代音乐在国内还是有些观众的。要全是古典音乐也没人听。在西方其实也是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机构和主办方有意识地鼓励这个，另一方面是被迫的。像卡耐基音乐厅，要是外团来访问，它就要求你一定要演奏美国作曲家的一个新作品，或者就要委约一个美国作曲家去首演。还有一个大团为了面子，每年都要去国家艺术委员会申请委约作曲家的基金，来委约作曲家写作品。刚才有位老师谈到形式和内容，那不可以谈内容的，委约作曲家写的作品，它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去冒险。除了一些政治上敏感的素材，比如有一个作曲家，写了9.11的题材，波士顿乐团有个人拒绝唱，由此整个演出取消，除此之外，写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首演。

陈怡：

也是在冒险中才能成长。如果你没有这个冒险精神，社会永远不会进步。

周龙：

国内在过去，这个一定要遵循什么政治主张，那个要符合什么样的方向，内容一定要先定好的。

陈怡和周龙：

政府的所有机构都应该推展这种新文化的发展，美国的交响乐基金会是一个成员联盟，它每年都进行一次评比，这个评比把美国包括北美洲的交响乐分出若干层次，每个层次都要评比出普及现代音乐的佼佼者，还要统计出其中的作品有多少是首演，有多少是委约作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现在美国作曲家基金会和美国交响乐队协会联合主办了一个驻团作曲家的项目。每年全国评出12位作曲家，为这个团写出新作品，还要解释新音乐。这个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他不仅给作曲家稿酬，而且对演奏新作品的乐队也给予经济报酬。演一个作品就付给一个作品的报酬，这至少是一种刺激。当然室内乐也有这种评比。

我想，资金赞助在国内是应该发展的。因为国内在这方面的渠道是无穷无尽的，社会发展如此迅速，生产力不断提高，而且是暴发性的。

李露：

但我说说国内的现实，如果你是政府的，你退休有四五千，但如果是文化部直属单位，就只能拿一千多。生活就很困难。

双簧管演奏员：

我是个企业家，一年交十块钱的税，假如我赞助文化单位，你应该减我的税，这是体制问题。还有，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中国人把我们叫做戏子，下九流。所以根深蒂固的社会根源，我们学苏联，唱着山楂树长大。我们却是官本位的。我自己做了三十二年乐队，叶小钢、郭文景的作品都是我们首演的。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大爱无痕”，我是搞演奏的，我要把东西慷慨地给人家。我爱自己的事业，要在自己的事业中拿出自己的爱，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像基督徒那样虔诚。才可能做出事业。而且，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两头小，中间大。好人少，坏人少，中间人多，我希望每个人都争取往上走，很困难，很清苦。比尔盖茨，卡内基都是吃了不少苦的，别老看贼吃肉，还要看贼挨打的时候。现在很多人搞艺术就是为了出头露面，这没有意义。一条大河，可能是母亲河，可能会泛滥。我们要把各种规律成为心中一种大爱，也可能不成功，但你永远是金子。

黄安伦：

经过一通话，我这要有一杯酒，一定要敬大家和自己一杯。美国政府的制度真的做得不错，在坐的，只有寥寥几人可以得到资金，但那些没有获得资金的人们，仍然把自己的一生奉上，所以值得进大家一杯。刚才我们说回归贝多芬，回归贝多芬什么呢？这是我的一句座右铭，我不相信任何宗教，我只相信真理，贝多芬说：“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接近上帝。把上帝的光波照于人群，没有比这更崇高的工作了。”这个我们指的是从事音乐的人，我们都在从事这个最崇高的工作，所以希望大家刻意地执着下去，使咱们的中国音乐也能像我们的经济崛起一样，夺去世界人民的心。为此敬大家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