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簧管演奏员：

今天我碰到咱们学校的一个从事现代音乐演奏的学生，我问他“你喜欢吗？”他说“不喜欢”，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演奏这个？”他说：“老师让拉这个就拉呗。”我说：“那其他人喜欢吗？”他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不喜欢。”我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演奏？所以，我求求你们不要光去写你们那些皇帝的新衣了，写一些老百姓能接受的吧，写一些大爱的东西。可以，你们有自己的范围，但你给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让我们喜欢，拜托你们了。我觉得，你们说的所有都是载体。

贾国平：

什么是载体？

双簧管演奏员：

你要做去就是载体，你要演奏就是载体。

贾国平：

你说演奏家拜托作曲家写你们能听的东西，我们说，拜托演奏家演奏我们写的东西。我相信，我们是我们，老百姓是老百姓。这里最重要的是有挑战。

双簧管演奏员：

很高的科学家研究的东西，我们可能不懂，但你必须让他们去研究。音乐比绘画更抽象，更哲学，我觉得音乐必须更宏观地看待。这里还是有层次的问题，一个社会是否成熟，要看大部分人。作曲家有必要考虑这大部分人。

某某（老年钢琴联谊会会员）：

我是业余音乐爱好者，虽然我不是搞音乐的，但是我想反映反映我的看法。北京市有一个中老年钢琴联谊会，我们有一百二十多人，大家弹琴是水平极低热情极高。我们非常喜欢贝多芬、巴哈、莫扎特，当然也非常喜欢现在的影视歌曲。 我们开音乐会，也办过莫扎特奏鸣曲的专题研讨会等等。对于我们来说，很直接，我们就是需要音乐好听，不用分析，能感动我、能感染我就行，要求很低。当然对于音乐学院的来说，肯定有一部分人是要攻尖的。但是太怪的音乐，我认为是垃圾。

贾国平：

作为作曲家，我们要不要迎合？什么是迎合？又比如说好听，什么是好听？好听是你所习惯的。你认为是垃圾的现代音乐，你有没有像听你所习惯的音乐一样千百万次地去听他呢？ 肯定没有，因为你拒绝了，因为它是垃圾啊，你如果没有又意识地发展您的听觉，那您的耳朵就固定在您所习惯的听觉上。而作曲家所要做的恰恰是要打破习俗，别无选择。我如果迎合你，我就把艺术降低为商品，我们不是为了怪而怪。

大家说：

这里有普及、教育、习惯的问题。

黄安伦：

还有一个习惯问题。所以从小培养是最重要的，你小时候给他听什么他就喜欢什么，所有搞艺术教育人的责任非常重大。

贾国平：

今天也是个普及，也是个讲座。

某某（女同学）：

我们有老师认为，白话文的运动，破坏了诗词传统。我们都能感受到诗词的美。但我们又无法阻止新诗的革命。以传统音乐作为养分吸收，但同时也要去创造，创造也并非都不好。我就听过一场现代音乐会，其表现出来的东西是观众都能接受的。我愿意反复听它，因为它非常感人。现代音乐发展，的确要经过曲折的道路。

程兴旺（男同学）；

我认为应该相互尊重个体的差异。对于好听与否的问题，和文化经验是很有关系的。音乐的听觉也是这样，你习惯听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音乐就觉得好听，主观性很强。前面有人说，协和与不协和并不是好听不好听的标准。《懵懂》单独听，可能不好听，但与动画结合起来听，就会觉得很到位。不尊重差异，不利于文化发展。另外，创新本身就是最好的继承传统。请问陈怡老师和周龙老师在技法和观念上有什么发展，国外的观念和国内的有什么不同，有什么被大家认可的常用的技法？

陈怡：

我的创作观没有改变，我想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硕士期间就建立了创作观，到现在没有改变过。就是说用自己最自然的语言讲自己的话，我这个最自然的语言是我过去的生活和文化的积淀，我三岁开始学习古典音乐，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讲的是中国话，这个中国话跟我的音乐语言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是和音乐最自然的结合和外露。所以之后的音乐创作可以说一种外化形式，这么广泛的积累和这么深度的学习用音乐这种桥梁把它外化出来，跟不同族群的观众分享。为认为中国人的创作思路和语言表达很多是横向的，所以我认为我的创作技术是基于线条和多层次线条的发展，而且结构是可以受很多理论、体系、方法的控制和影响。比如我会用我们中国民间锣鼓吹打乐的节奏结构作为基点发展我的新作品，我还可以用黄金分割这种理论来构思我的作品，同时我也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数列原则或很多方方面面的启发得到我的灵感，尤其是中国的古诗的韵律和节奏和结构给了我多启发。这一点和洋人的创作思路有很大不同，洋人很多是以和声进行和和声语言来创作多声部音乐。交响乐、室内乐、合唱这三个类型是我创作最多的体裁类型。虽然我不排除我的作品中也和声，但是民间音乐的横向发展的线条是我创作的主导，形成了很过新的写法，也是前面的人没有用过的。至于说到现在什么是最流行的，其实有很多种主流或者非主流，，或者是在野的，或者视野的，或者是学术性的，或者是试验性的，种种其实是并存，不会有哪一种让你觉得特别流行，但是在管弦音乐界基本上复杂音乐的写作和新浪漫派音乐的写作都是比较流行的。这种新浪漫派的手法其实是把很多国家的不同民族的音乐与古典音乐里的晚期浪漫派相结合，主要是二流三流乐队去演奏它们。复杂音乐和学术性很强的音乐数量还不是很多，但是占据了美国一流乐队。

某某（本院钢琴老师）：

我想作曲就像吃东西，不管你吃什么，健康最重要。

汪胜付：

应该结合文化谈音乐，如果一个作曲家写音乐没有他的理念他的审美追求表达心中想说的东西，我想这样的作品是一个毫无思想毫无灵魂的一个作品，我想说离开文化谈音乐，就是孤立的。第二点，我相信全人类的共同的点是存在的。比如人类的苦难。

黄秘书：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实说的是民族的是世界的基础，并不等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比如一个山西小调，它不可能马上在全世界流传开来。而有一些好的作品能够感受到它是从民族当中生成的。民族的是一个基础，但不等于世界的。只有经过加工，才可能成为世界的。

关博洋：

第一个问题，大家写一个作品，要被演出，要被听众听到，这里可能出现误解，不知道作曲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怡：

有两种作曲家，有的特别认真，不让别人演他的作品。我不是这样。我会和指挥沟通，他会问我问题。很多指挥把笔误挑出来，做好案头工作。但现在我的手法他们比较熟悉，因为看多了就不怪了。我觉得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不能够一点出入没有。

关博洋：

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候一首乐曲使你快乐，根源是什么？是不是来自思辨、思维的乐趣？有的现代文学作品，虽然很短，但所获得的信息量并不古典名著少，真正好的音乐到底是一种感情、激情、生理上的感动，还是思维上的，抑或是两者兼有。

周龙：

一个新作品还没有试奏，我不知道观众是否接受，违约者会说，没关系，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作曲家，你的东西肯定不是一定就手舞足蹈的。有的作品就不是为了取悦人的。

陈怡：

感情和思辨性是结合的，有的作品的形式美是登峰造极的，比如韦伯恩的钢琴作品。

王小夕：

我觉得我们的讨论，思辨的东西很多，但是具体的作品讨论的较少。因为有些东西不太能够在一个讨论会上解决。关于听众、作曲家、演奏家的关系很复杂，恐怕只能两个两个关系讨论。

汪胜付：

我觉得艺术不是科学，科学是理性，艺术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韦伯恩的形式美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

陈怡：

理性的。

汪胜付：

还有一个是创新的问题，我觉得在许多时期，音乐往往落后于文学或者美术。

柯扬：

今天我们的讨论，是要在尊重的基础上畅所欲言。我想有同学提出增加一些具体作品的分析，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们一定会采纳的。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老师在百忙中出席我们的讨论会。（掌声）

贾国平：

陈怡老师在美国非常关注我们第一次的讨论，她这次回来和我提这件事，当时我非常羞涩，因为缺少经费，所以今天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一分钱都没有的。（掌声）